帖撒罗尼迦的城邦长官（politarch）铭文与瓦尔达尔门石刻

它证实了什么

帖撒罗尼迦的最高市政长官组成一个称为politarch（城邦长官）的长官团，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7:6和17:8的英文译本称为该城官长的那些官员。一件出自卡拉马里亚门、现已佚失的奥古斯都时代铭文列出五人，一件公元143年的铭文列出六人，瓦尔达尔门石块按通常的读法也列出六人。这与耶孙和其他信徒被带到其面前的那个复数长官团相符。

在存世的希腊文献中，这个称号只见于《使徒行传》；战术家埃涅阿斯26.12（公元前四世纪中叶）有一个相关的形式politarchos。铭文则经常证实这一官职，而且绝大多数在马其顿。可见《使徒行传》用的是一个精确的地区性用语，而不是泛指统治者的一般词语。

公元143年的铭文还提到该城的议事会（boule）和民众（demos）；《使徒行传》17:5–9记述群众想把宣教者带到民众那里时，所预设的正是这样的城市建制。不过，希腊城市普遍设有公民大会和议事会，所以这个细节并不特殊；真正独特的吻合在于politarch这个称号。

它不能证实什么

它没有证实《使徒行传》17:1–9中的任何事件：会堂里的讲道、暴动、耶孙的接待，以及从耶孙和其他人那里取得的担保，都没有得到证实。

这一官职的证据，从公元前167年罗马的善后安排之前（依Mari对暗非波里青年训练官法的读法）一直延续到公元三世纪，遍及马其顿的许多城镇，也见于其他地区。因此，单凭正确使用这个称号，既不能为《使徒行传》定年，也不能证明其作者是目击者。

石块上的Sosipatros、Secundus和Gaius都是常见的名字。Secundus是第一位politarch的父亲，Gaius则是另一位politarch Gaius Agilleius Poteitus的首名；因此，这些名字不能用来认定《使徒行传》19:29和20:4中的西公都（Secundus）或该犹（Gaius），也不能认定《罗马书》16:21中的所西巴德（Sosipater）。

解释分歧之处

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是瓦尔达尔门石块的年代。Boeckh把它定在弗拉维王朝或更晚（不早于公元69年），但依据的是一个误读的人名；Burton把它定在公元前30年以后，并认为可能晚至公元143年或更晚；Athanasiadis报告说，他引作IG X 2,1 126的一份名单（看来就是这件铭文）被重新定在公元一世纪早期，而不是Edson所定的二世纪。按通常的读法，石块列出六位politarch，但Mordtmann认为也可能是五位。更大的问题是，一个正确的称号能为《使徒行传》的可靠性增添多少分量：Hemer把这类细节算作作者消息灵通的证据，Pervo则把《使徒行传》定在约公元115年。至于有人声称学者们在这块石头出现以前一直怀疑这个称号，这种说法并没有根据：它早在1740年就已发表，十九世纪的新约词典也已经引用它（据Burton）。

其他解读

消息灵通但年代较晚的作者. Burton的证据显示，politarch一直延续到公元三世纪，所以一位在二世纪初写作、消息灵通的作者（正如Pervo对《使徒行传》的主张）仍然可以正确使用这个称号。按这种看法，这些铭文证实的是背景描写的准确性，而不是较早的成书年代或目击者的叙述。

累积论证中的一项准确细节. Hemer等人把这个正确的称号视为《使徒行传》中众多精确的地方细节之一；这些细节合在一起，指向一位熟悉所述地点的作者。即使按这种看法，铭文证实的也只是称号，而不是这段情节。

马其顿通行的称号，而非帖撒罗尼迦独有. 称为politarch的官员也见于马其顿的其他城镇，以及色雷斯、庇推尼和博斯普鲁斯；在埃及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出土的托勒密时期纸草中，也出现了一位politarches。因此，这个用语适用于一般的马其顿城市，而不是帖撒罗尼迦独有的内部细节，尽管帖撒罗尼迦提供的证据所占比例特别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