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撰寫了使徒行傳，何時寫成？

相互連繫的作品與未署名作者

使徒行傳開首把它與一部寫給提阿非羅的較早記錄連繫起來，卻沒有提供作者本人的姓名。路加福音1:1–4向同一收信人說話，描述根據傳遞資料所作的有序敘事；使徒行傳1:1–2則回顧關於耶穌活動與教導的記錄。這些特徵支持把作品一併閱讀，卻不能把收信人變成作者署名，也不能把作者辨認為書信提及的同伴路加。內部文學聯繫與傳統個人歸屬，是論證中相關的部分，而非文本明言、可以互換的陳述。

第一人稱複數敘事

第一人稱複數敘事，進一步提出參與的問題。主要旅行段落見於使徒行傳16:10–17、20:5–21:18及27:1–28:16，但範圍內不是每節都使用這個聲音。一種解釋認為最終作者曾參與；另一種提出納入了參與者的旅行資料；第三種則強調文學敘事。這些解釋需要按聲音的分佈評估，包括陸上場景與海上旅行。不能只是把代名詞換成路加的名字，就決定其中哪種成立。具名同伴名單也不會自動辨明敘事者：使徒行傳20:4–6區分在前方等候的旅人，與第一人稱群體。

後來歸於路加的說法

較晚見證明確把作品歸於路加。二世紀末寫作的愛任紐，在《反異端》3.1.1把一部福音書歸於保羅的同伴路加。在3.14.1，他把路加與使徒行傳的旅行敘事者相認同，並根據使徒行傳及書信資料論證。四世紀初的優西比烏，在《教會史》3.4.7把兩部書都歸於路加。這項見證對作者歸屬史很重要，但評估證據分量時，仍須考慮年代與文本依賴：本已從使徒行傳建構的論證，不會變成確認同一旅程的另一份日記；較晚重複也不會自動成為獨立確認。

結尾與互有競爭的定年論證

使徒行傳結束時，保羅在羅馬兩年居住期間接待訪客並教導，沒有敘述判決或死亡。早期定年論證可以把這個停止點理解為作者當時所知的界限；文學讀法則可強調，儘管保羅受限制，信息仍持續擴展。兩項觀察無須互相排斥。年代提案包括60年代初、約80年代的一世紀後期處境，以及二世紀提案，如理查德．珀沃提出的約公元115年。各項論證對結尾、文學關係及歷史知識給予不同權重。沒有提及後來事件，不能機械地確立作者當時尚未知道它。

歷史準確性及其有限含義

歷史準確性提供有界限的證據。拉姆齊的《聖保羅：旅行者與羅馬公民》根據地域用語及地方知識論證，也敘述自己如何改變對作品的評估。地域用語，例如使徒行傳14:6所指名的城市，可按這種方式檢視。他的論證值得考察，而不應只因作者改變看法便接受。當頭銜或地理與獨立證據相符時，它們支持作者掌握處境，或使用適切來源；卻不能辨明最終作者、確定寫作年代，或認證每篇講話及事件。較晚但掌握資料的作者，可以使用較早信息，術語也可能沿用數代。因此，每一項聲稱的印證，都須有自身的範圍。

使徒行傳與書信：相關的證據

因此，使徒行傳與書信應逐項主張比較。明確相符、表面張力及省略，發揮不同作用。讀者應問每份文本聲稱甚麼、來源在該點是否獨立，以及解釋需要哪些額外假設。例如，加拉太書所報告的探訪，不應只為完成敘事，就增添未被報告的對話。沒有相反斷言，省略不應變成矛盾；沒有檢視依賴關係，相似也不應變成額外的獨立見證。這種進路保留累積論證的價值，同時使其尚存的不確定性，即使在簡短解答中也保持可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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